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是我剛剛參加完這學期期末考試的第三天，這意味著我們即將進入一個短暫的假日，而後準備迎接國際佛教大學新學期的開始。這天，恰巧是農曆九月十九，觀世音（或觀音）菩薩出家之日，在中國，無論佛教信徒還是非佛教信徒，因為信仰莊嚴而慈悲的觀世音菩薩，許多人都會到神聖的寺院裏朝拜這位救苦救難的菩薩，以期得到身心的健康與安寧，因為觀音菩薩的形象早就深入到中國民間社會的千家萬戶，並被大多數老百姓所熟知，且深得人們的推崇和信賴，故有“家家彌陀佛，人人觀世音”之說。

這一天，不僅對於許多佛教徒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對於我來說，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特殊日子。因為這一天亦恰巧是一代高僧， 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圓寂三周年紀念之日；同時，許多信徒和我一樣，由於對隆蓮法師的無比敬重，也把此日視為隆蓮法師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日。的確，如果隆蓮法師還在世間的話，那麼她今年已經是一百歲的老人了；可是，就在三年前的今天，即二零零六年陰曆九月十九淩晨六時五十分（卯時），她老人家於四川省成都市愛道堂安詳示寂，終年九十七歲，僧臘六十五，戒臘六十五夏。

回憶起我在愛道堂與隆蓮法師的最後一次會面，便是二零零六年我第一次來國際佛教大學就讀之前，我向她老人家說明告假的來意之後，只見她清澈的雙眸久久地凝視著我，仿佛有著千言萬語需要叮囑我一樣，可終歸是一言未發，畢竟她已經九十多歲高齡，加上長期閉關，已經靜語很長時間了。然而，從她老人家仍然有神而又深邃的目光裏，加之她親自對於我們這一代年輕尼僧的培養和教育，使我依然能從她那飽含深情和慈愛的眼眸中感受到她給與我們的無限關懷和所寄託的殷切希望。她的辭世使我和眾多弟子失去了法的依怙。

就在我初次來到國際佛教大學僅兩個半月，當時也是剛好進行完英文課的期末考試，和現在一樣，雖是短假期間，可我的心情並不踏實，亦沒有絲毫的放鬆，總感覺有一種不祥之兆，會有什麼大事即將發生一樣，好幾天心裏總是忐忑不安，一直默念著阿彌陀佛的名號，果然不出所料，那天晚課後，我正漫步在校園的操場上，獨自一人念誦著阿彌陀佛，忽然從我的手機裏傳出了愛道堂聖智法師和成都李忠興居士的聲音，她們告訴我隆蓮法師已於是日淩晨六點五十分圓寂，聞此噩耗，猶如晴天霹靂，五雷轟頂，頓感悲從中來，一種莫名的惆悵和淒涼不斷地湧上心頭，誰料想初來泰國之前，我與法師的那一次告假竟成了最後的永別，或者說是永遠的訣別。

次日上午，我再次接到信願法師從河北打來的電話，再次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總想著該為她老人家做點什麼，因為身在異國他鄉，路途遙遠，加上其他各種原因，我最終沒有返回中國，沒有回到自己暫時離開的寶院——成都愛道堂，向她的遺體作最後的拜別。弟子追隨隆蓮法師十六載，既作為法師的徒孫輩，又很榮幸地成為法師的一名學生，在她生前，我和許多年輕的尼僧（包括愛道堂、鐵像寺和四川尼眾佛學院的年輕尼僧）一樣，為了表達對她老人家的景仰之心，一直尊稱她為“蓮師爺”或“師爺”，這樣對她老人家的稱呼，對於我們年輕的一輩來說，仿佛更負有親切感。當時，得知法師圓寂的消息，我儘量抑制住內心的悲痛，思緒萬千，經過校方領導的同意，我親自為法師設立往生牌位，供奉於北傳佛殿的西方三聖和地藏王菩薩像前，並為其念誦《地藏菩薩本願經》達四十九日，同時每日將念經功德回向給法界一切有情，祈求仰仗地藏王菩薩的威力，加持天下所有眾生，往生西方極樂淨土；因為隆蓮法師一生總是不忘眾生苦，悲智雙運，不辭辛勞，弘法利生，普度群迷。其實，我心裏明白，以隆蓮法師一生不懈的努力，弘揚佛法，精勤修行，她早已有所成就。我為其念經，一方面，是盡弟子的一片孝心，以表達自己對法師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感激法師對學生的教導之恩，以寄託對法師圓寂的哀思之情。隆蓮法師的圓寂，可謂德星隕落，人天同悲；她的辭世，不僅是對四川佛教界，而且是對中國佛教界，乃至於世界佛教界的一大損失；其孜孜不倦、誨人不厭之精神卻永駐人間。

兹擇其法師一生學修精要概述之。隆蓮法師俗姓游名永康，字德純，一九零九年（宣統元年）農曆三月十三出生於具有世界第一大佛之稱的四川省樂山縣，其父母家族皆為世代書香門第，且世代信奉佛教，有著濃厚的佛教氣息和氛圍。法師自幼聰穎好學，三歲開始讀書識字，五歲便能自由閱讀，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後自學國文、歷史、地理、數學和哲學，又隨美國籍牧師之妻燕德恩夫人學習英語，之後又學習詩詞、書法和繪畫。因受其家庭環境的影響和薰陶，法師幼年開始學佛，由於在樂山烏尤寺偶見大勇法師之威儀，遂萌生出家之念頭。因一本淨土宗的入門書《徑中徑又徑》，深受啟發，便對佛學產生了極其強烈的興趣，並茹素奉佛，同時憑著一腔熱情，下定決心將佛教作為自己終身學習和探索的目標。法師年輕時，即顯露自己的才華，一九三一年，二十二歲的隆蓮生平第一次使用“游永康”之名參加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員”和“高等行政人員”兩次考試，均一舉奪魁，榮登榜首，從此，她的才氣揚名四川省城。一九三六年年底，二十七歲的法師再次參加四川省政府舉辦的縣政人員考試，並再次以最高成績奪得桂冠，名列榜首，從此她的名聲不脛而走，一鳴驚人，被譽為“川中女狀元”和“西蜀才女”之稱，成為省政府第一位女文官。不僅如此，法師年輕時，已先後擔任樂山縣立女子學校、成都縣女中和成都女師之教師，由於她出色的教學能力，常常使一些枯燥的學科變得妙趣橫生，大大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理解能力。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名聲大振的女才子，正當其事業逐步走向輝煌時，她卻潛心佛學研究，並經常前往成都少城佛學社聽聞一些大德高僧和著名佛教學者講授佛法，諸如當時著名的昌圓法師、能海法師、喜饒嘉措大師、法尊法師、悅西格西、以及王恩洋居士等。在那些時日裏，法師飽受著佛法的甘露，研究佛學的興趣日趨高漲，在此基礎上，又學習了藏文、中醫和針灸、以及佛像雕塑技術等，憑著自己過硬的才學和較高的領悟力，並著手翻譯了一些佛學著作，通過聽經和不斷學習的收穫，印行了早期第一部詩集《志學初集》，完成了第一本佛學著作《攝大乘論疏略述》。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事業中，更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九四一年農曆六月十七，三十二歲的法師因官場腐敗，留下一張“請病假三天”的假條，毅然辭去了省政府的職務，從當時四川省佛教協會會長兼成都市大慈寺方丈昌圓法師座下披剃出家，被賜法名“隆蓮”；同年臘月初八，於成都文殊院受具足戒，成為一名正式的比丘尼。從此，中國便少了一名女官員，卻多了一位女高僧，不能不說是佛門之幸，信眾之福啊！

隆蓮法師出家後不久，受昌圓法師之命，擔任四川蓮宗女眾院教務長兼教職工作；聽法尊法師講佛學，寫成《入中論講記》；受王恩洋居士特邀，為其校對《新人生哲學》和《金剛經釋論》。一九五二年，四十三歲的法師奉能海上師之命，將藏文本的《入菩薩行論廣解》譯成漢文；同年，應四川大學文科研究所所長兼《藏漢大辭典》主編張怡蓀教授之請，參加該辭典的編撰工作；解放初期，國家為保護人才，使其能發揮專長，造福於人，於一九五三年春，四十四歲的法師和其他一些著名宗教界人士被政府特聘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從此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生活有了保障。一九五六年秋，法師由中國佛教協會調往北京，參加《世界佛教百科全書•中國分冊》和《大百科全書•宗教卷》的編撰工作，其豐富的學問知識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賞識和讚歎，並被鄧穎超夫人所接見，她不僅轉達了周總理對法師親切的問候，自己亦對法師淵博的學識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讚賞。一九六零年初，法師從北京回到成都，作為省文史館的一名研究員，於次年參加了《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的編寫工作。

隆蓮法師出生於清朝末年，一生雖經歷了辛亥革命、“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件、抗日戰爭、成都和平解放、“文化大革命”、以及宗教政策落實等幾個時期，但任何的艱難困苦和風霜雪雨都始終未能改變她對人生真理的追求。經過一系列的大風大浪後，法師依然生活在浩瀚的佛法海洋裏，朝著自己的目標不斷地尋求和探索。在這個廣闊的領域裏，她曾在一九八零年被中國佛教協會聘任為《法音》雜誌的編委；是年，獲得日本佛教傳道協會頒發的“傳道功勞獎”。為使出家女眾能夠得到更加圓滿的比丘尼戒法，在隆蓮法師的精心倡導下，於一九八二年春，和通願法師一起，共同恢復了在中國神州大地上中斷相近九百年的二部僧戒；同時，為了二部僧戒的傳播與發展，法師曾親自將二部僧戒的傳戒儀軌由漢語譯成了英語，書名為《比丘尼二部僧戒羯磨》；為了受戒後的比丘尼能夠更加如法地學習和守持戒律，法師亦曾著有《比丘尼戒本簡釋》。此後，在傳戒法會中，法師又多次擔任二部僧戒中的尼部“戒和尚”，為現今二部僧戒的傳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隆蓮法師非常重視佛教教育，認為佛教應當以教育為本，弘揚佛法必須後繼有人。佛門出家弟子，無論比丘還是比丘尼，要荷擔如來家業，首先亟待提高其文化素質，學習“經律論”三藏，勤修“戒定慧”三學，才能使佛教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面對當時的現狀，法師雖年逾古稀，依然不顧耄耋之年，除了在愛道堂講經說法外，在前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和眾人的大力擁護和支持下，七十五歲的她於一九八四年毅然在鐵像寺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專門培養出家女眾的高等學校——四川尼眾佛學院，並親自出任院長，執鞭任教，同時由當時的趙朴初會長擔任該校的名譽院長，此壯舉實為中國佛教史上開創尼眾學院之先例。同時，法師結合當時佛教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倡人間佛教，主張“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將培養學生的目標分為三個階段，即寺院管理、佛教教學和佛學研究，並親自手書“依戒定慧法天人師，無為無逸多聞多思”，以此作為學院之校訓。

隆蓮法師生前，曾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四川分會理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四川分會理事、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政協常委、四川省詩詞學會顧問、以及四川省和成都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等多種重要職務，同時被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聘任為高級研究員。一九九零年，七十九歲的法師應邀參加四川峨眉山金頂華藏寺落成典禮暨佛像開光儀式，並受趙朴初會長之委託，代表中國佛教協會作了重要講話。一九九三年，法師應邀參加了香港寶蓮禪寺天壇大佛開光慶典，同年六月，應邀參加了河南洛陽白馬寺建寺一千九百二十五周年慶典法會。一九九五年五月，精神依然矍鑠的法師應邀赴京參加了中、日、韓三國佛教文化交流會。一九九八年，八十九歲高齡的隆蓮法師不顧年事已高，朝謁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四川峨眉山，禮拜普賢菩薩。二零零一年農曆臘月初八，法師在愛道堂擴建工程落成暨佛像開光典禮上致詞：“佛光普照，大家吉祥”。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淩晨六時五十分（農曆九月十九卯時，觀音菩薩出家之日），九十七歲的隆蓮法師於成都愛道堂安詳示寂；在新都寶光寺荼毗後，法師為眾生留下了無數顏色各異的舍利子、舍利骨和舍利花。法師遺言曾曰：“慈悲待人，關愛三界生命；智慧做人，饒益一切眾生！”。

隆蓮法師一生，經歷曲折，事蹟頗多，在此不能一一述之，僅擇其要略而言之。縱觀法師一生，雖有眾多頭銜，但從不貪名圖利。法師生前悲天憫人，智慧超群；慈悲度眾，普利群生。法師無論為官為尼，總是以身作則，愛國愛教，憂國憂民。法師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處處以弘法利生為己任，言傳身教，為人師表；獨自求學，矢志不渝，忘我求法，堅貞不屈。法師德才兼備，學修並重；道心堅固，信心不退。其研究學問以博采眾學，集思廣益；飽讀詩書，博古通今。在探索佛教義理上，顯密雙修，行解相應；信解行證，圓融無礙。法師不僅注重教育，而且更加注重修行，其一生學以致用，身口如一；治學嚴謹，持戒精進。法師弘宗演教，從善如流；精通義理，見解獨特。作為一代高僧，其道德、修持和學問，無不為後世人所贊許和仰慕。

作為一名傑出的東方女性，法師是眾人心目中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她既是一名高級學者，又是一名佛學家，更是一位教育家；能被堪稱為當代第一比丘尼，弟子認為是理所當然，也是必然的，因為都在情理之中，對法師本人來說，弟子認為是當之無愧，名副其實的。隆蓮法師不愧為佛教界的奇才，中國女性的驕傲。法師圓寂和荼毗後，其部分舍利曾送山西省五臺山普壽寺供奉，現成都愛道堂也已建塔供奉，以供後世人瞻仰。謹以此文寄託對隆蓮法師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和圓寂三周年哀思之情，以聊表學生之敬意。

[按語：據獲悉，成都愛道堂修建隆蓮法師紀念堂和舍利塔，已于其三周年之前如期竣工；因其圓寂或周年之日為觀世音菩薩出家之日，考慮到香客和遊客比平時增多，大家一致決定將其紀念儀式提前，並於二零零九年農曆九月十六舉行了隆蓮法師紀念活動，參加此次法會的人員有中國佛教協會代表、省市政府領導、諸山大德長老、出家法師、俗家居士，以及畢業於四川尼眾佛學院的歷屆學生。]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
寫於泰國•國際佛教大學